去年10月,我从旧居迁到新居——位于北京东郊的花家地。“花家”,花甲,仿佛冥冥中暗喻着巧合,我的六十贱寿就相跟而至了。从上个戊寅到这个戊寅,天干地支一轮回,就这么白驹过隙似的逝去了。我知命而识趣地适时办了退休,为37年公职画了个圆圆满满的句号。
后来有一次朋友聚会,他们得知我“退”了,便问我“感觉如何?”我把一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词,巧妙地换了两个字,并以那种美滋滋的腔调回答道:“感觉好极了!”他们还有点不信,以为我是用谐谑掩饰无可奈何。其实我的话是不掺半点虚假的。
好在哪里呢?
最让我感受至深的,就是有了充分的时间。这感觉就似一个一文不名的穷汉,漫不经心间走在路上,忽然踢出个大金娃娃,超乎寻常地惊喜不已。不过这个比喻也不大恰当,路有拾遗那是绝对不该私昧归己的,而时间这个财富就不然了,谁有可能拥有了它,谁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占有它、使用它,完全用不着遮遮掩掩,更用不着悉数上缴。回顾我降生以来,短暂的曝腚不羞的稚童时期过去之后,紧接着六七岁就进入了学生时代,家长和老师总像牧人一样,挥动着鞭子牵着你驱着你,除了啃嚼书本根本就无暇它顾。待到二十出头进入工作生涯,为了饭碗也为了责任,又备尝匆忙和紧张。我希望有多多的时间,干些自己最喜欢干的事情,可时间却丝毫也不对我慷慨。它的吝啬,有时使我烦躁,有时令我无奈,有时更招我气恼。古人说,一寸光阴一寸金;今人说,时间就是生命。现在,它突然倾其全部奉还于我,让我把许许多多亏空的知识,一点一点地“赎买”回来,我怎能不由衷地赞它个千好万好呢?“自此光阴为己有,以前日月属官家”,难怪古人也有这种欣慰的感叹呢!
还有,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做我的事了。这个“随心所欲”,当然是不逾矩的,犯法的事,有悖情理的事当然不干,除此便真的可以“为所欲为”了。这种自由,并不是想有就有想得就得的。不要说上学时,我想多读点书,可偏偏得去深翻土地、大炼钢铁;也不要说教书时,我想让学生多得些知识,可偏偏得违心地领着他们去批孔老二;更不要说当编辑时,我想从来稿中发现些名副其实的好作品,可偏偏有时却硬着头皮按指令去为某些有来头有“关系”的人去“润色”。工作着是美丽的,这是一句至理名言,可有时它又确实不那么美丽。
上述的事,也许被认为是荒唐时期发生的,或是纯属个别现象,不谈也罢。就是正常年代在正常秩序下所做过的事,也难说件件都是人所乐为的。有些事明明心里不喜欢,不情愿,可它是必需的,也得理智地要把它做好。人,在社会中就不是单个的“人”,而是整个社会的一员,去完成并且完成好你要做的事,是一种义务,也是一种责任,这其中的无奈,确也是真实而无法回避的。只有到了退休之后,一定意义的自由,才真正归属于你自己。我想坐在书桌前静静地看看书,就可以静静地看看书;我想走出家门去会会朋友,就可以安然地会会朋友。自己支配自己,自己做自己的主宰,这种行为和心态,是健康社会所赋予的。中国已进入了老龄社会,老有所享,老有所乐,是我之幸,也是国家之幸。
不久前,我的一位朋友之妻突然给我打来电话,说让我劝劝她的夫君。她的丈夫与我是同届同学,在一个颇为荣耀的部门工作,自从领导跟他谈了准备退休的话,他就整日愁天苦地。我知道他这一退,要失去他很看重的虚名,犯的是心病。俗话云:“身疾易医心病难疗”,我不是医生,没手段为他施治,便想起写这篇小文,告诉他失去本该失去的之后,他不仅将得到价值连城的财富——时间,还会卸掉一身所累,做出他意想不到的成绩来。
不知这个方子,于他、和与他同样心病的人,管用不管用?